Jtdcftul

熙寧變法，又作王安石變法、熙豐變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动的、並由宋神宗推行的新政，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對人民造成了很多額外負擔，並遭到保守派旧党的激烈反對，造成了新舊黨爭。新法最終一度被廢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終还是保留了下来，直至宋亡。

背景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續膨胀：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1]，導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而「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保守主義盛行，不得不與豪强地主妥協，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土地兼併令農民轉職軍旅，使得軍隊人數激增。北宋初年給予軍、公人員極大優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對外方面，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軍隊人數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2]。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3]，「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4]。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很明顯是入不敷出；使得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後持續爆發小規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5]。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6]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7]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神宗，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司馬光：「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司馬光與王安石完全決裂，司馬光辭官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鑑》。

具体内容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細項如下：

經濟方面

制置三司條例司

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類似現代的財政部，並將之地位提升）。

均輸法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資。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税捐）負擔。

青苗法

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實行青苗法，青苗法針對「兼併之家」趁農民青黃不接時發放高利貸，從中盤剝的狀況。由各縣政府每年分夏秋兩次貸款或糧食給農村主戶(自耕農)，按戶等高低規定借貸數額，半年後加利息二分(20%)歸還。出發點是企圖以政府高利貸抵制民間高利貸，但措施過於簡單化--採用「散俵」「抑配」的辦法，帶有強制性，對不想借貸的農戶來講，無形是多了一種變相的稅收，可謂利弊參半。

農田水利法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類似地方稅的一種，但是專用於水利)

免役法

又稱「募役法」，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先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宋代職役名目繁多，主要由主戶中的上三等戶承擔，但實施中下等戶的稍富裕者無不充役，往往被職役壓得傾家蕩產，於是形成應役人戶千方百計逃避職役，「貧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現象。免役法針對這種狀況，提出「使民出錢僱役」的改革方案：

1. 凡當役人戶按戶等高低出錢僱役--謂之「免役錢」；


2. 凡有產業物力者而不承擔職役的人戶出錢助役--謂之「助役錢」


3. 州縣政府所需役錢按僱役多少而定，在此數額以外多徵兩成(20%)--謂之「免役寬剩錢」

方田均稅法

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類似土地稅)。

市易法

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針對商業行為中存在的市無定價，富商大賈從中操縱獲利的狀況，在京師開封設立市易務，管理市場，物價賤時增價收購，物價貴時減價出售，並要商人以產業作抵押，向市易務貸款，年利二分(20%)。以後在幾十個大城市均設立市易務，並將開封市易務升格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這一辦法把商富大賈的商業利益加以分割，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軍事方面

保甲法

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十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閒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此制度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

整頓廂軍及禁軍：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置將法

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各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質素(類似現代士官制度)。

保馬法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餘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軍器監法

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集中式生產的專業兵工廠)。

教育方面

太學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时考试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直接被推荐给中书省，由中书省任官。始入太学者为外舍，通过考试依次升降舍。考试中弥封、誊录如科举制。

貢舉法

王安石認為「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即死记硬背之道理）、存進士，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

实行效果

王安石的變法對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王安石急於求成，推行過急，利弊互見，並遭到許多守舊官員反對。王安石又自視過高，不願接納別人的意見。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

韓琦在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神宗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

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於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问世事，之後繼續由神宗執行變法。

罷新法

元豐八年（1085年），支持變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軾、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熙寧變法”以司馬光的“元祐更化”結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8]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9]。

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10]。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宣仁太后死後，哲宗親政，隨即廢除舊法，恢復神宗的新法，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失敗主因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下列可就五方面論之：

• 政策未能對症下藥：王安石鑑於慶曆新政的失敗原因在於官僚集團的反對，改革不及於官僚體制。因此王安石的變法所針對的只是皮毛，遠未到核心問題——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則是因為冗官。財政問題解決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針對支出太多問題，反而是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如此則不能解決財困。又如軍事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非針對到宋朝的軍事死穴——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不过元丰官制改革重点在解决兼职暂代导致的冗官问题，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 政策本身之缺點：如青苗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


• 托古改制：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於先王及孔子遺訓，以塞反對新法之人的口，如將青苗法比之「周禮」之泉府；免役法本之於「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於先王之農為兵，市易法比於漢之平準。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


•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此外因有皇帝的加持，王安石得以執行新法，便貶謫反對其新法的大臣。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王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


• 任用非人：王安石不樂聞逆耳之言，但喜歡聽人恭維和奉承話，於是投機份子章惇、呂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緣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變質。


• 宋神宗决心动摇

历代评价

明代楊慎的《丹鉛总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11]

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后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云。」，「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宋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12]。王曾瑜則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13]。

列寧认为王安石变法曾实行过土地国有化的措施，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访问时，曾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4]，来表明他实行改革的决心^[15]。

年表

下表中碧綠色為新黨（變法派）得勢時期，紅色為旧党（守舊派）主政時期：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书籍

• 
  樊樹志. 《國史概要》. 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6年. 
  


• 
  ［元］脱脱. 《宋史》. 
  


• 
  ［南宋］杨仲良.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 
  ［北宋］王安石. 《临川集》. 
  


•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第六十卷《与王介甫书》. 
  


• 
  ［清末民初］梁启超. 《王荆公》. 上海: 广智书局. 1908年, 1909年.  请检查|date=中的日期值 (帮助)
  


• 
  邓广铭. 《王安石》. 香港: 三联书店. 1953年. 
  


• 
  漆侠. 《王安石变法》（增订本）.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 
  曹余章. 《上下五千年》. 
  


• 
  ［北宋］苏轼. 《思治论》. 
  


• 佐伯富著，邱添生譯：〈王安石的新法〉。

參見

• 新舊黨爭


• 元祐更化


• 中國大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