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陕甘回变


















同治陕甘回变













日期 1862年-1873年
地点 中国西北
结果
清政府胜利
动乱平定后,一部分回民逃入中亚
参战方

Flag of the Qing Dynasty (1862-1889).svg 清政府

陕甘穆斯林
指挥官和领导者

左宗棠、多隆阿

马化龙、白彦虎等


















中国伊斯兰教

Islam in Chin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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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陕甘回变(1862年-1873年),是於19世紀清朝同治年間發生在中國西北地區的一場大規模的民变,期間雙方存在大量殘酷地互相屠殺的行為。該次戰爭的起因複雜,主要是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導致清朝西北防務空虛和西北汉人官僚、地主对其治下人民日益深重的盤剝,在長期欺壓當地人民的汉人官吏和地方團練的挑撥下,加上大環境中長期以來回民、漢人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大量民事和刑事矛盾,族群互相封閉對立及互相之間的大量言語侮辱,使得佔少數的回民和多數的漢民由於互相的恐懼和憤恨情緒,導致矛盾空前激化。戰爭由陕甘回民和哲合忍耶苏菲门宦在聖山砍竹事件後的武裝暴亂開始,主要表現為回民,漢民及清軍之間慘烈地,報復性地互相屠殺。同治回亂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結束,持續10餘年後才被湘軍左宗棠部完全平定。


該戰亂除了在陕西及甘肃外,还波及宁夏、青海及新疆,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據統計,陕甘两省共损失人口总数2000万人。該数字包含了同治年间由陕甘抽调镇压各路叛军后的死亡与失踪人口的总和[1][2][3]。战后,清廷将許多战败的回民叛乱者强制迁移到西部更偏远的山区和土地贫瘠的地方[4]




目录






  • 1 历史背景


    • 1.1 云南回乱


    • 1.2 清廷压迫


    • 1.3 陕西防务空虚


    • 1.4 回民暴动




  • 2 叛乱过程


    • 2.1 圣山砍竹事件


    • 2.2 亂事擴大及清軍反攻


    • 2.3 膠着


    • 2.4 回軍敗亡


      • 2.4.1 陝西


      • 2.4.2 寧夏


      • 2.4.3 河州


      • 2.4.4 西寧


      • 2.4.5 肅州






  • 3 清廷的善后措施


  • 4 主要影响


  • 5 人口对比


  • 6 参考文献


  • 7 外部連結


  • 8 参见





历史背景



云南回乱


咸丰六年(1856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下,滇西爆发了回、汉、白、彝各族人民的反清運動,回族杜文秀被推选为“总统兵马大元帅”。亦称回乱,其中杜文秀攻占大理,杜文秀任大元帅,辖属由回族、汉族、黎族、白族组成的18大司。亦传杜文秀本人意图在云南建立伊斯兰苏丹国(实际上当时杜文秀政权遥奉太平天国为正统,有大司马、大将军、大司空的汉家管制)。大理政权末期,杜文秀义子刘道衡(实际上只有大理城被围后刘道衡和英缅当局进贡给英帝国的名表中才有这一称呼,并未发现杜文秀本人有苏丹名号的任何直接依据),曾以苏丹亲王(刘道衡在大理城被围后曾以此名号出使英国,路上大理城即被破,杜文秀本人并不知道刘道衡出使英国的事项,因为早就被围城。杜文秀本人留下的印章和署名都是兵马大元帅,从未出现苏丹称号。)的名义赴伦敦,向英国女王献表求助,但被英帝国拒绝(时下,太平天国已经彻底被西方放弃,英帝国已经和清廷做好了交易)。期间清廷平定回乱,刘道衡滞留缅甸。云南回乱(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云南多民族叛乱,因为参与者不仅仅是回族,汉族、黎族和白族都占有相当比例)迅速波及到贵州、四川,乃至回民聚居的陕甘。云南回民头目任武在这时前往陕西鼓动宣传。



清廷压迫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对西北民众施以沉重的田赋附加。清代的田赋附加,起於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徵“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乾隆年间,加征 “平餘”,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餘”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 “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徵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强征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要忍受附加之外的傜役。[5]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者发动新疆、西藏、金川、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筹措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事,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暴动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5];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6]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割地赔款,财政负担加重,开始加剧了赋税和徭役。自太平天国蹂躏江南以来,清廷丧失了最大的财政来源,财政压力就被转移到了北方。随着咸丰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直隶遭受威胁,河南山东捻军的爆发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回民战争的加重,其财赋之压力更转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西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7]



陕西防务空虚


当时南方和中原发生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陕西清军大部奉调南下,陕西清军空虚,后期陕西回乱十八元帅之一的白彦虎就曾被征召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等叛乱。



回民暴动


当时前江西巡撫张芾因母亲去世,丁忧在西安老家,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與捻軍進逼陝西,清廷就地起用張芾協辦團練抵禦。[8]回民暴动初期,因太平军和捻军已经进入陕西,張芾在當地素有聲望,遂自告奋勇,親身调解回汉冲突。他点名要回民头目任武出面,任自當時發生回變的雲南來,率领回众绑架张芾,并声称在张的坐轿发现“秦不留回”的传单,将张芾杀死,又为消除回民疑惧,杀死自己的妻儿[9]。新老教派的教宦门阀也趁机纷纷暴动。



叛乱过程




同治陕甘回变



圣山砍竹事件


圣山砍竹是发生在回變前夕的一次严重的回汉械斗。旧史籍认为戰亂是由砍竹事件引起的。[10]“四月髮賊从大峪出,渭邑(渭南)赵权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在华县南),至是溃逃沿途滋事,经圣山村砍竹,瓜坡斗殴,回勇赴州控诉,濮公(华州知州濮尧)询其理屈,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11]快头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谋变益亟。”[12]巡抚瑛棨奏折中也称:“查此次汉回起衅,由华州回民购买竹杆,因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毙伤回民。”[13]



亂事擴大及清軍反攻


1862年五月張芾被回民殺害後,回民武装发展迅猛,于1862年6月底围攻陕西省城西安。同年回民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等各自在甘肅(省境包括今寧夏、西寧市)境內起兵,哲合忍耶派教主馬化龍也在金積堡(在今寧夏吴忠市境內)起兵。1862年五月,清廷命令多隆阿督辦陝西軍務,可是多隆阿的部隊在途中被太平軍所阻,清廷於是另派勝保帶兵入陝。勝保被回軍擊敗,卻謊報戰勝,清廷只好再命多隆阿進兵陝西。多隆阿於十一月抵達潼關後,勝保就被清廷解職及逮捕回北京審訊,由多隆阿負責在陝西與回軍作戰。1863年二月,多隆阿攻佔回軍在同州的兩個重要據點羗白鎮和王閣村,九月攻佔蘇家溝和渭城灣,殺死敵軍一萬七、八千人。至此陝西回軍被迫向甘肅撤退。[14]:99-100多隆阿又攻擊當地「順天軍」藍大順部,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收復盩厔,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18日伤重不治。


回民起事後,大量漢民從鄉間逃入有清軍和民團防守的城市逃避殺戮。1863年正月,回軍攻陷固原城,「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15]1863年八月,回軍攻陷平涼府城,「官員死節者百餘,士民死者數十萬」。1863年十月,回軍在寧夏府城屠城,「漢民十餘萬被屠殆盡」。同月馬化龍的回軍進攻靈州城,有城內回民作內應而攻陷靈州城,「屠戮二萬餘人」。同年巩昌府「城內回民二千餘人,俱為漢民殺盡」。1864年二月,回軍攻陷渭源縣城,「屠毒生靈以數萬計,滿城官員皆死之」。[16]



膠着


多隆阿死後,清廷任命楊岳斌為陝甘總督接手鎮壓回軍。陝甘地區此時除了戰亂更有旱災,境外接濟又不足,當地清軍糧餉短缺,多次發生嘩變,楊岳斌無法解決問題,遂於1866年請辭,清廷改派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14]:103-104


1866年,回軍攻陷靖遠縣城,「漢人死者男婦約十萬」。1867年四月,回軍攻陷合水縣城,「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16]



回軍敗亡


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後,認為「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17]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1868年西捻軍被平定後,左宗棠回到陝西進攻回軍。有鑒於前任楊岳斌因糧餉不足而一籌莫展,左宗棠計劃推行屯田,以及從外地買糧運入陝甘。左宗棠的軍隊大量配備西式槍炮,是後來成功消滅各地回軍的重要原因。左宗棠派劉松山進攻陝北,1868年十二月,劉松山軍擊敗以陝北為根據地的漢人武裝董福祥軍,董福祥遂率領部眾逾十萬人归降,劉松山擇其精銳編成清軍三營加強兵力。[14]:108-109



陝西


陕西回民武裝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陝西回軍馬正和、白彥虎等部以董志原(今甘肅宁县)作為主要根據地,總兵力約二十萬人。[14]:1071869年二月,左軍攻佔董志原,收復慶陽,是役回軍損失超過二萬人,至五月已肅清陝西境內的回軍。陝西回軍向甘肅北路回軍马化龙部的根據地金积堡撤退。[14]:109-110



寧夏


左宗棠派刘松山從陝北向金積堡進軍,追擊陝西回軍,另派雷正綰等從董志原等地向固原進軍作為支援。马化龙在1866年向清朝請降後,仍然保留武裝,繼續經營以金積堡為中心的地盤,並援助其他回軍。左宗棠認定馬化龍不是真心歸順朝廷,馬化龍也知道左軍不懷好意,亦增購軍火彈藥和加強防禦工事備戰。1869年八月,劉松山進攻靈州一帶的回軍。馬化龍此時面對清軍逼近金積堡,代陝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1869年九月,馬化龍的回軍在靈州屠殺漢民十餘萬人,而漢民的財產及婦女被回軍據為己有。同月劉松山攻佔靈州。劉松山繼續向金積堡進攻,遇到抵抗清軍的回民堡寨時,經常在攻破後即不分軍民全部屠殺。[14]:111-1121870年正月,劉松山戰死[14]:112(一說在接受回軍投降时被刺杀,不过此说法很难成立,因为没有任何可靠史料能证明当时刘松山有接受投降的记录。刘将军当为战死,这与后期马占熬先斩杀清军大将,后期弹尽粮绝又请降如出一辙)。回軍乘機反攻,再進入陝西境內。清廷命令李鴻章協辦陝甘軍務,增派淮軍二萬多人入陝西。左宗棠起用劉松山的姪兒劉錦棠接掌劉軍,繼續進攻金積堡。1870年三月,陝西境內的回軍又被肅清。[14]:112-113


1870年五月發生天津教案,李鴻章被召至天津善後,及後更出任直隸總督,淮軍也從陝西撤走,鎮壓回軍之事由左宗棠繼續。[14]:113-114在清軍的封鎖下,金積堡糧食短缺,遂放出平民向清軍投降以減少糧食消耗。1870年十一月,堅守金積堡多時的马化龙糧盡援絕,向清軍投降。馬化龍投降時承諾交出全部軍械,其後清軍以在金積堡內掘出馬化龍私藏的大批洋槍为名(也许是为了报劉松山战死之仇),左宗棠因此在1871年正月處死馬化龍,並杀死他的親屬及部眾約二千人,其他投降回民則被分開押往不同地點安置。[14]:116



河州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陝西回軍殘部從金積堡逃到河州,後來再逃到西寧。1872年四月河州回军头目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4]:117-118



西寧


左宗棠下一目標是盤據西寧的馬桂源、馬本源兄弟。1872年十月,清軍收復西寧城。[14]:119-1201873年二月,馬桂源、馬本源被俘,後被處死。以白彥虎为首的殘餘回军被迫退出青海。白彦虎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后来又逃至沙俄并最后死于俄国。



肅州


1873年九月,甘肅西北部肅州回軍首領馬文祿在堅守肅州城兩年後也接近糧盡,向左宗棠投降。肅州城曾經有漢民三萬餘人,經歷回軍殺害精壯、擄掠婦女後,到清軍收復時只剩下老弱者一千多人。[14]:121左宗棠在同月處死馬文祿,清軍並杀死投降的回軍一千多人及城內除老弱婦女外的殘餘回民數千人,[14]:123-124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



清廷的善后措施


清政府在严厉镇压回民暴动的同时也对放弃武装的回民进行一定安抚绥靖处理,其目的是为了维持陝甘地區穩定,防范回民再次暴乱。其善后措施主要有:


左宗棠安置投降回民時,把他們與漢民分隔安置,避免回漢雜居,並且分散安置。清政府限制被遷移的回民不得遷回原居地,回民如需遠行,需要向官府申請「路票」,限期返回。[16]


马化龙降而复叛,终为左宗棠所杀。马占鳌因为在“新路坡”战斗中打死了左宗棠悍将傅先宗、徐文秀,并使进驻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全部溃散,一战成名。战胜后的馬占鰲派自己的儿子马七五等十名战将的儿子——“十少爷”,赴定西左宗棠中军大营请降。接下来,马占鳌、馬海晏等十二名首领亲赴兰州,夜宿在锈河沿清真寺。在去见左宗棠时,马占鳌还专门身带铁锁,以示负荆。而左宗棠不但去了他的夹锁,还与他彻夜长谈,夸他“明大义,懂军事”,为马占鳌网开了一面,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进行严厉的善后[18]


从此,马占鳌换来了西北马氏七、八十年的“世袭军阀”,馬家軍左右中国西北政局一直到1949年才结束。第一集团就是马占鳌和他的后人马七五(左宗棠亲自为马七五改名为马安良)、马廷勷,三代三人。第二集团就是马海宴家族,他的后人马麒及马步芳、马步青,三代五人,成为“青马”,世代镇守西宁。第三集团就是馬千齡家族,成为“寧马”,他的后人们就是马鸿宾、马鸿逵。



主要影响


这场战乱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戰爭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全省人口总数约为1900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约1400万人,两个民族都遭受严重损失。损失比例为74.5%[2]。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1]。回民在这次战乱中的损失也相当大。战乱过后,陕西省原有的约200万回民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2-3万与其他6万余安置于平凉、凉州的投降人口。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死亡失踪超过十分之八的人口,汉民也死亡失踪近十分之七。一部分回民大约5000人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演变为今天的东干族。



人口对比


战前陕西省人口总计1300多万,其中汉民11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82%,在关中、陕南、陕北均居多数),回民约200万(约占总人口的15%,在关中地区时有民七回三的局面,但在陕南、陕北则少得多),其他民族数十万(约占总人口的3%)。战后人口为700多万,死亡失踪人口达600多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400多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约190万(战后全陕只有西安城内约3万回民)。[來源請求]


战前甘肃省人口约1900万(当时甘肃包括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东部),其中汉民11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60%),回民约700万(约占总人口的36%),其它民族数十万(约占总人口的4%)。战后人口约为500万,死亡失踪约1400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约800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约600万。[來源請求]


陕甘合计死亡失踪人口约2000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约1200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近800万,其他民族数据不详。[來源請求]



参考文献





  1. ^ 1.01.1 路伟东. 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 禹贡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1-01) (中文). 


  2. ^ 2.02.1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635页


  3. ^ 路伟东. 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 禹贡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12-22) (中文). 


  4. ^ 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 5.05.1 見《关陇思危录》卷一


  6. ^ 冯增烈, 李登弟, 张志杰.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 2008年6月2日. 加利福尼亚大学: 三秦出版社. : 318页. ISBN 7805461937. 


  7. ^ 《清实录》


  8. ^ (清)張芾.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 


  9. ^ 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10. ^ 韩敏.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04-06. 


  11. ^ 马长寿同治回变《调查》正文一些偏论之辨析


  12. ^ 刘东野. 《壬戌华州回变记》. 


  13. ^ 《平回志》. 


  14. ^ 14.0014.0114.0214.0314.0414.0514.0614.0714.0814.0914.1014.1114.1214.13 李恩涵。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的主要戰役,《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1978年。


  15. ^ 石志新。《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6. ^ 16.016.116.2 黄正林。同治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


  17. ^ (清)左宗棠.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 


  18. ^ 白寿彝,《回民起义》,1952年,神州国光出版社。




外部連結



  • 李恩涵: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的主要戰役

  • 杜君立——鲜为人知的陕西同治大屠杀

  • 路伟东——羊头会、乡绅、讼师与官吏:同治以前关中地区的回、汉冲突与协调机制

  • 金石:惨烈的清末陕甘回汉之乱



参见





  • 同治新疆回变、雲南回變


  • 白彦虎、东干族

  • 《平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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